並且「攤平」郭台銘未來一旦從國民黨出線，和最大勁敵台北市長柯文哲的競合關係。
就在那時候，我發現，其實當我們出國時，對自己國家的自豪感和熱愛將會更大，因為印尼擁有許多其他國家所沒有的一切。這張照片是在日出時拍攝的。
在台灣，只要能工作，就不會受到歧視，希望我的故鄉菲律賓也能夠一樣。一條佈滿花蔭的道路、蟲鳴鳥叫聲、一些狗狗在開心奔跑，真的是一個很讓人印象深刻的瞬間。Sepilut：奶奶的藥，我的工作 Photo Credit：Sepilut/One-Forty提供 照片提供：Sepilut（來自印尼，在台北市工作）（佳作） 藥物是奶奶生活中形影不離的東西，可能對全國的所有老年人而言，都是如此。當時，印尼正在發生很多事情，而我想透過這張照片來表達我對印尼的思念。他的一隻腿細小又彎曲，但我每天都看到他很盡力地在爬樓梯。
站在一張張照片前面，我們透過移工的景觀窗，看見他們眼中的台灣。所有問題都是生活中的疾病，必須立即治療才能讓生命繼續下去。偏偏在職業工會加保的這群人口，他的「投保薪資」、「綜合所得稅總額」恰恰不見得能完全反映其經濟水準，他們的所得可能沒有如實反映在國家的租稅系統資料中，用這樣的偵測工具，每人三萬元的紓困發生了「外溢效果」，這個方案給付額度高，經費規模也相當高，後續就衍生了民眾認為紓困方案的不符合公平正義的批評聲浪。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年12月22日勞動2字第970130987號： 雇主若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產，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故可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依比例減少工資，惟為保障勞工基本生活，原約定按月計酬之全時勞工，每月給付之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換言之，即便無須證明因疫情而所得減損，以上問題核心都在於「用什麼方法標定出勞動者」位於城市邊緣的河岸國小意外成為各種資源與福利制度下的漏網之魚，其家長與孩子所承受的貧富衝擊在藍佩嘉筆下有了細緻的呈現，她更因此指出「地理位置的邊緣化與社經地位上的弱勢經常被混為一談，進一步導致政策不彰與資源錯置」。看見階級的再製與傷痕 在聚焦研究者的凝視範圍後，藍佩嘉選定了台北市蛋黃區以中產家庭學生為主的公立國小（化名為「天龍國小」），和位於新北舊社區以勞工家庭學生為主的「河岸國小」做比較，後來又決定將城鄉差異納入研究，新增宜蘭縣貧困的小型漁村學校（海濱國小），以及以「島內移民」的中產家庭為主的另類實驗小學（田園國小）。
作者：人文．島嶼（採訪撰文：葉靜倫｜編輯、攝影：陳怡君） 2019年，春山出版社的《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引起親職教育領域旋風般的震動，這是台大社會系教授、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主任藍佩嘉八年心血之作。2018年英文版專書《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率先上市後，藍佩嘉帶著研究成果在英國、美國、瑞士、澳洲、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等無數國家做過討論，改變了許多國家對亞洲「虎媽式教育」的偏狹想像，讓世界看見台灣父母的異質與多元，以及全球競爭在亞洲父母身上所觸發的親職焦慮。
中文版書名《拚教養》已經道盡整個研究的軸線──家庭要承擔的除了「教」，還有「養」，亦即除了觀念、方法、態度的傳遞，還有拉拔孩子所需面對的生存現實。過往在社會學的論述中，引自西方的全球化討論多集中在商業競爭、跨國資源流動、勞動力的資本與剝削等，鮮少人指出它對台灣甚至亞洲社會的影響，其實更全面、細緻與深遠的遍布在生活中。」 全球化下的台灣階級樣貌 另一方面，藍佩嘉追問的不僅是階級，還是「全球化之下」的台灣階級樣貌。她也強調，在台灣的全球化討論中，往往將西方與美日的教養方式過度浪漫化，忽略了他國制度與本地環境的衝突，以及文化改造的困難。
換言之，不同條件的家庭會做出什麼樣的教養決策，這樣的決策又有多大程度受到父母的焦慮所驅動，焦慮又究竟來自何方，都是研究中試圖釐清的重點。許多亟欲將孩子培養成「世界人」的中產家長，更極力與傳統在地的教養模式切割，甚至以此區隔中下階級父母，然而這不僅落入台灣長期以西方價值觀為主流的偏誤，更「複製了地球村的權力階序」。在選定四個小學後，藍佩嘉從參與學校教學現場及個案家庭的生活開始，以父母為主體展開一連串的近身觀察、訪問、調研與分析，並且以家長們為孩子設定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與所追求的「教養益品」（goods，指養育者所偏好追求的教養目標）為核心，剖析當代台灣父母如何體現與再製各種階級的優勢與傷痕。我們的花園跟他們的廢墟，實是社會的一體兩面。
尤其此研究鎖定的是小學生家庭，因為進入中學後的青少年，不僅生活比重更大程度集中在課業與考試，且個人性格愈發鮮明、主觀意識增強，極大程度影響甚至衝撞父母的安排，難以真實看出現代父母最開始設定的教養全貌。此外，校內親子活動也以異性戀父母和全職母親等單一原型來設計，忽視移民家庭、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等多元家庭的存在。
在這樣的主流力量中，父母若因經濟文化資本不足而無法持續參與、協助孩子的教育，就會被校方、社會輿論甚至國家福利機制歸類為「不適任父母」，這不僅強化了階級差異，也成為許多父母巨大的壓力來源，跨階級流動更因此成為許多勞工父母首重的教養目標。從2011年開始，長期研究階級、全球化、跨國遷移的藍佩嘉在讀了美國社會學家 Annette Lareau的《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後，起心動念決定探究台灣家庭的樣貌。
然而，研究中也強調，社會的不平等實則是所有家庭共同打造而成：「弱勢家庭的教養困境，其實跟中產階級教養孩子的方式息息相關。《拚教養》的全球化分析因此不僅在台灣引起熱潮、回應了本土經驗，亦用本土經驗開啟了國際間難能可貴的對話。藍佩嘉｜Photo Credit: 陳怡君 另一個在研究中被指認的重點是，中產階級的教養策略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強橫的主流。這個主流的體現包括大多數學校集中精力在回應中產家庭的需求，在教材、課程或評測中亦忽略勞工階級的職業技能與文化，並且預設父母們都有足夠的時間、精力與能力來和孩子充分溝通。正因為這樣的出發點，為使研究從廣泛的「教育」和「家庭」兩大浩瀚汪洋中收攏聚焦，藍佩嘉一開始便排除了許多複雜的變因，例如同一個家庭中孩子的數目與排行、性格與年紀，或是夫妻間的背景差異與情感變動等正因為這樣的出發點，為使研究從廣泛的「教育」和「家庭」兩大浩瀚汪洋中收攏聚焦，藍佩嘉一開始便排除了許多複雜的變因，例如同一個家庭中孩子的數目與排行、性格與年紀，或是夫妻間的背景差異與情感變動等。
中文版書名《拚教養》已經道盡整個研究的軸線──家庭要承擔的除了「教」，還有「養」，亦即除了觀念、方法、態度的傳遞，還有拉拔孩子所需面對的生存現實。位於城市邊緣的河岸國小意外成為各種資源與福利制度下的漏網之魚，其家長與孩子所承受的貧富衝擊在藍佩嘉筆下有了細緻的呈現，她更因此指出「地理位置的邊緣化與社經地位上的弱勢經常被混為一談，進一步導致政策不彰與資源錯置」。
從2011年開始，長期研究階級、全球化、跨國遷移的藍佩嘉在讀了美國社會學家 Annette Lareau的《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後，起心動念決定探究台灣家庭的樣貌。換言之，不同條件的家庭會做出什麼樣的教養決策，這樣的決策又有多大程度受到父母的焦慮所驅動，焦慮又究竟來自何方，都是研究中試圖釐清的重點。
然而，研究中也強調，社會的不平等實則是所有家庭共同打造而成：「弱勢家庭的教養困境，其實跟中產階級教養孩子的方式息息相關。過往在社會學的論述中，引自西方的全球化討論多集中在商業競爭、跨國資源流動、勞動力的資本與剝削等，鮮少人指出它對台灣甚至亞洲社會的影響，其實更全面、細緻與深遠的遍布在生活中。
作者：人文．島嶼（採訪撰文：葉靜倫｜編輯、攝影：陳怡君） 2019年，春山出版社的《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引起親職教育領域旋風般的震動，這是台大社會系教授、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主任藍佩嘉八年心血之作。2018年英文版專書《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率先上市後，藍佩嘉帶著研究成果在英國、美國、瑞士、澳洲、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等無數國家做過討論，改變了許多國家對亞洲「虎媽式教育」的偏狹想像，讓世界看見台灣父母的異質與多元，以及全球競爭在亞洲父母身上所觸發的親職焦慮。我們的花園跟他們的廢墟，實是社會的一體兩面。此外，校內親子活動也以異性戀父母和全職母親等單一原型來設計，忽視移民家庭、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等多元家庭的存在。
《拚教養》的全球化分析因此不僅在台灣引起熱潮、回應了本土經驗，亦用本土經驗開啟了國際間難能可貴的對話。許多亟欲將孩子培養成「世界人」的中產家長，更極力與傳統在地的教養模式切割，甚至以此區隔中下階級父母，然而這不僅落入台灣長期以西方價值觀為主流的偏誤，更「複製了地球村的權力階序」。
藍佩嘉｜Photo Credit: 陳怡君 另一個在研究中被指認的重點是，中產階級的教養策略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強橫的主流。她也強調，在台灣的全球化討論中，往往將西方與美日的教養方式過度浪漫化，忽略了他國制度與本地環境的衝突，以及文化改造的困難。
看見階級的再製與傷痕 在聚焦研究者的凝視範圍後，藍佩嘉選定了台北市蛋黃區以中產家庭學生為主的公立國小（化名為「天龍國小」），和位於新北舊社區以勞工家庭學生為主的「河岸國小」做比較，後來又決定將城鄉差異納入研究，新增宜蘭縣貧困的小型漁村學校（海濱國小），以及以「島內移民」的中產家庭為主的另類實驗小學（田園國小）。這個主流的體現包括大多數學校集中精力在回應中產家庭的需求，在教材、課程或評測中亦忽略勞工階級的職業技能與文化，並且預設父母們都有足夠的時間、精力與能力來和孩子充分溝通。
在選定四個小學後，藍佩嘉從參與學校教學現場及個案家庭的生活開始，以父母為主體展開一連串的近身觀察、訪問、調研與分析，並且以家長們為孩子設定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與所追求的「教養益品」（goods，指養育者所偏好追求的教養目標）為核心，剖析當代台灣父母如何體現與再製各種階級的優勢與傷痕。」 全球化下的台灣階級樣貌 另一方面，藍佩嘉追問的不僅是階級，還是「全球化之下」的台灣階級樣貌。在這樣的主流力量中，父母若因經濟文化資本不足而無法持續參與、協助孩子的教育，就會被校方、社會輿論甚至國家福利機制歸類為「不適任父母」，這不僅強化了階級差異，也成為許多父母巨大的壓力來源，跨階級流動更因此成為許多勞工父母首重的教養目標。尤其此研究鎖定的是小學生家庭，因為進入中學後的青少年，不僅生活比重更大程度集中在課業與考試，且個人性格愈發鮮明、主觀意識增強，極大程度影響甚至衝撞父母的安排，難以真實看出現代父母最開始設定的教養全貌
兩人的種族主張是如此相似，現在看來簡直讓人不寒而慄，然而更要命的是，當時他們兩位，卻都得到了全體國民的熱情擁戴。從歷史的脈絡來看，海地如今陷入這般田地，固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這個國家數不勝數的獨夫民賊所致，但與鄰國那不睦的關係，或許也是加劇這場災難的原因之一。
到了20世紀初葉，海地已經與多明尼加攻守易形，成為屈居下風的守方了。只見多明尼加軍人到達邊界後，開始把邊界的海地人集中起來，接著高舉手中的巴西利，逐個審問海地人這是什麼東西，如果對方不能以流利的西班牙語發出巴西利的西文「perejil」而是帶有一點法語特色的濁小舌擦音，那麼就當場處決格殺勿論。
果然，這種不祥的預感後來演變成了現實。相比之下，海地的命運則顯得超級倒楣，數十年內，上台執政的領導人如走馬燈似的換，但總是離不開爭權奪利的無謀兵痞，而層出不窮的政變民亂，更是讓這個國家不進反退。
